（来源：千龙网）
和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梅剑华的聊天，源于不久前由清华大学方塘研究院主办的方塘论坛，作为论坛嘉宾，梅剑华从哲学层面分享了他对AI领域的最新思考。从技术回归生活，他和我们探讨了人应该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人们常向一位哲学学者追问人生意义的话题。很多人认为先要生存才能找寻意义，但梅剑华并不这样看；他对今天许多观念化、标签化的表达也有着警惕，认为人的行为远比语言表达更为重要。
除此之外，我们也讨论了他的好朋友哲学家朱锐那场对死亡的告别实验，谈及此事，他还分享了自己患癌症的二哥又是如何使用AI来便于治疗的故事。遗憾的是，在我们对话后的一周，梅剑华的二哥辞世。这是一次关于生命意义探寻和理解不同死亡方式的对话，完整内容欢迎搜索“在川上”收听。
梅剑华，1980年出生，湖北秭归人，祖籍湖南湘西龙山。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认知科学》双语期刊主编。研究方向：心灵哲学与实验哲学，中西哲学比较。
很多二十几岁的人，已经是中年人的样子了
小熊：去年我看梅老师接受采访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也想把这个话题作为我们这次访谈的主题。您当时说，人在根本意义上是要认识自己，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梅剑华：孔子讲“四十而不惑”，但我觉得四十岁可能反而产生了更多困惑，人生是当你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和工作之后，会产生一些新的困惑，会想我活下去到底要干吗，我就要永远这样活下去吗？很多人会产生中年危机，中年人开始弹吉他、学音乐、徒步，开始做不同的和职业无关的事情，给自己开辟另一个精神天地，探索人生另外的可能性。我自己在六七年前做了一些人生改变，走到学术的边缘和不同的人建立连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人生到底还有没有新的可能。
亚光：虽然我还没到梅老师说的不惑的年龄，但也很有共鸣，我这两年有一个很大的焦虑：在想接下来的生命里还能做什么。因为二十岁时会觉得人生有非常多可能性，是个未完成的状态。但是到了三十岁，会觉得人生能做的事很有限，有些事你错过了就是没了。我举个例子，比如有些人说自己工作多少年后再去读硕士读博士，但可能在中国的学术体制下面，如果你三十多岁再去读博，毕业以后找工作会面临不确定性。所以，年纪渐长，人反而看到很多的约束，对未来的想象会更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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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盘可查配资平台梅剑华：对，你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现在没有互联网和AI，我们对世界的所知要少很多，会有很多想象，就像以前的人一样，四十岁的时候还能干出很多出格或者很有“理想”的事情。但现在很多二十几岁的人已经是个中年人的样子，心态很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资讯高度发达，如今的中学生显然比我们那时候知道的东西多很多，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对未来有很多筹划。现在的年轻人对未来很多都是需要计划的，大学的时候就要想是考研、出国还是考公，要确保未来不能落空。但好像在我那个时代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今年考研没考上明年再考，后年再来，不会去想其他的可能性。现在则是选择看起来过多和希望对未来充分掌握，就会导致行动力的减弱。
小熊：可以理解为，其实是没搞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吗？
梅剑华：有时候是要靠你自己走到那个点上才知道，一开始是懵懂期，后面又会经历自信和反复思考的时期，你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冲撞。以前王元化先生说，一个学者在五十岁之后的天花板可能是被家庭的背景、环境固定的，这个决定了他不可能有更多的突破。那如果我们被这样的东西固定了，还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能有一些什么改变？
现在学生很内卷，老师也很内卷，每天一看微信朋友圈，有人在旅游、有人在发文章、有人在参加重要活动，可能这只是他一年少数的高光时刻，但你在朋友圈看到的是并置的效果。所以我一直说，不想活在一个很固定的框架里面的时候，你也可以在生活中做个有趣的人，比如我做饭就还可以的，那我有时候就愿意给大家做一大桌子饭菜，然后我也偷偷地写点东西，这些都会帮我打开另外的空间，给生命带来一些撞击。
观念的表达，和观念的落实经常是两回事
小熊：我们反过来说，是不是因为您本质上自身生活已经比较稳定了，所以可以找寻这样的撞击？
梅剑华：很多人讨论生存和意义的问题，会首先要维持生存然后才寻找意义。但我也听到过另一种说法，一个人老了什么都有了，却没有行动的能力了。力求生存和追求意义不一定是矛盾的，是可以贯通的。我经常会跟我的朋友们讲：不要背叛年轻时候的自己，这是一个灵魂追问，就是十年前和十年后很多人是有很大的变化的，但很多人觉得，我是没怎么变的。我也不能说，当初就没有生存危机，有时候可能生活费都是个问题，但依然要想找到一个意义空间。人活着，根本上是意义的动物，总是希望把自己整合到意义的世界中去。
亚光：不只是在学界，我们看到好像很多行业做到顶尖的人，都是把自己所有精力投入在那一件事上面。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另一种人，就是他好像各个方面的事情都做得很好。于是我们会认为，前者的生命维度不够丰富，人生不够完整。
梅剑华：我觉得这两者没有高下之分，有时候是一个人的天性决定的，没办法勉强自己。比如我看李飞飞的自传，她讲在一个国际会议发言前十分钟，接到妈妈电话，要处理洗衣店里一个来洗衣服的外国人的沟通问题。她在电话里沟通完，马上去做学术报告。她在日常生活里可以切换得非常快，这是一类人。另外一类人就是一旦做了自己的事情，就顾不了其他的事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比如《给阿嫲的情书》里是一种生活模式，在特定的年代，现在是不可能了，但你能说那个时候，这就不是爱情吗？不同时代爱情也有不同的展现方式。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愿意遵循一种基本的观念生活，这个会影响到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我想说的是，我不是一个哪种哲学的“主义者”，我有点拒斥这样的标签，标签会带来很坏的效果。实际上我们应该看生活中一个个真实的人：是不是尊重他人？是不是能接受反驳？是不是能协调好自己的生活？观念的表达，和观念的落实经常是两回事。
亚光：但如果我们看传统的哲学史叙事，会发现很多哲学家都在研究“主义”，也提出了很多“主义”。
梅剑华：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观念可以并存的时代，很多新观念在漫长历史中被提出来，每个提出的人都是在面对不同的时代问题，现在看其中有些比较极端，但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特定问题。比如魏晋时期玄学兴盛，某种意义上要逃离现实生活的残酷。
我不是实验主义者，实验哲学在某个意义上来说，也是高度反思的，从实验哲学角度看，西方传统哲学的根底是精英哲学，很少有女性哲学家或者其他肤色的哲学家。实验哲学讨论的问题很开放，会讲我们很多哲学依赖于直觉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可能来自性别差异、跨文化认知差异、职业差异等等。
今天的人，在同质化的世界中打转
亚光：您提到了实验哲学，能不能和我们读者展开介绍一下。
梅剑华：实验哲学和认知科学比较接近，更接近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人类在认识世界时产生的一些命题系统，跟人的认识特征有关系。那就带来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哲学好像更偏重我们怎么成人和修身，而古希腊哲学会更追求真、理性推理、质疑、反驳？这个部分在西方哲学里非常重要。后继的哲学家可能会推翻前面的说法，提出新的学说。中国文化里也有质疑和反驳，但没有那么系统。我们中国古代哲学的推陈出新都是建立在注疏的基础上，而不是推掉前人的体系。这方面中西方思维方式有很大差别。
落实在哲学里，每提出一个哲学想法，背后依赖于你的认知，这个认知落实在什么地方？这是实验哲学关心的。比如你的直觉认为杀人是错的，那么杀任何人都是错的，通过这种直觉会得到一种伦理学。伦理学和科学不太一样，科学不需要考虑认知主体怎么想，而是通过实验验证。有个经典的案例：你做理性判断的时候，大脑是哪个区域在活动？其实对应的是情感区域。实验哲学很像一种方法。
古人说游学很重要，游学让你看到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人，交流中你会遭遇反驳。先秦百家争鸣，思想家到不同的地方跟人辩论，这是一个人精神世界打开的重要契机。这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以前我们以为自己都对，碰见完全不同的人，于是开始思考，才能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小熊：我反而觉得今天是变化太快了，我们几乎很难找到一个人一生不变待在同一个地方，交通工具的便利让人们接触外界变得很容易，但您会觉得讨论就更深入了吗？我认为现在扎根的经验变得珍贵了。
梅剑华：对，现在某个意义上，如今生活在北京，和生活在广州的小孩没什么区别，因为他们已经被塑造在了一个共同的世界里面。古人如果换一个地方生活，真的就是变化很大，从齐国到鲁国，都很不一样，到楚国又变化很大。可能他们问个路都会遭遇生命的威胁，也可能会邂逅一场浪漫的奇遇。过去的人们接受的信息如此少，所以变化让经验的冲击变得很大。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饭桌上都是辣的食物，然后到了一个不吃辣的地方，瞬间就获得了很新奇的体验。
20年前我第一次去广州，我们从中山大学南门出来找饭馆，走了一个小时都找不到吃饭的地方。最后我们打了出租车，司机带我们去了一个湘菜馆。因为我没有吃过粤菜，本能会抵触。可以想见，那时候光是食物的文化冲击都很大。我有个同学去山东工作，前几个月最大的问题就是饮食问题，他无法接受西红柿炒鸡蛋居然是甜的。但现在在北京，什么样的口味吃不到？食品的供给已经极大丰富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同质化的世界。
小时候我们听流行音乐，那些歌都能回忆起那个特定的时刻。那些歌在城市流行4、5年了才传到我生活的山村。我对叶倩文就很有感情，1992年我上初一，攒了很久的钱买了一个单放机，当时我就两盘磁带，一个是张明敏《我的中国心》，一个是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那时候我的音乐经验完全没打开，我就只听“潇洒走一回”这一首歌，一整晚不停倒带。现在则是全国的小朋友可能都在玩同一个游戏，听同一首歌，不再有那种文化冲击感。所以，如今科技进步了，孩子们到底是不是感受到更多的世界，我是抱有怀疑的。反而是要走到附近，回到生活的小区里，和周围的人建立深度联系。
亚光：现在可能大家学习和见到新东西的方式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我们和新的经验，是一种很浅表的相遇，比如可以通过短视频轻易地看遍名川大山，但少了那种震撼。
梅剑华：你的一生会发生和经历很多事，但哪些经历会成为你的经验，变成你的一部分呢？这还是不太一样的。我很喜欢问别人是哪里人，是生活在县城还是村里，是小城市还是大城市，那个经验就很不同。比如，生活在山区里的湖北人和生活在平原的湖北人就不同。山区人似乎天然需要抗争，出门就得爬山，就有阻力，你去到另一个人家里很不容易，要爬山走好远的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连接，可能也会更强烈。我生活的山区，八岁才有电，走到镇上要五六个小时，要么就是走水路，坐木排，放水的人生经常会有问题的，会翻船。我外婆在我心中是个典范人物，她去县城看外公，搭筏子站在上面三个小时，一点都不害怕。
亚光：刚才提到经验的均质化，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在数码环境里，技术发展很迅速，他们就是在虚拟世界里面，具身性经验越来越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梅剑华：这里面有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理论上在可想象的范围里AI都可以模拟，如果是一个实际生活经验丰富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助益。但对实际经验生活不够丰富的人，可能是一种限制。同时也要看孩子本身是什么样的人，比如对自闭症儿童，可能可以通过虚拟世界建立初步自信。但对另一些孩子来说，要防止虚拟世界窄化自己的人生，避免生命里的单一化。我也会刷短视频，也会停不下来。但要建立规则，比如不把手机带进卧室，比如有时候出去吃顿饭比待在家里好。
朱锐走过了大放异彩的生命最后一段时光
小熊：我还想和您聊聊朱锐，他是您很好的朋友，您自己怎么看待他的这种和世界告别的方式？
梅剑华：这当然和他的哲学思考有非常大的关系，他的思考依赖于他的经验。他把死亡看成是一个自然规律，是庄子那种四季流转的态度。就像沈从文说湘西，这个人死了、那个人死了，很自然，大家会悲伤但也不会执着。对朱锐来说，死亡是一次经验，他也乐于面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事是给定了什么条件才有什么可能性，他是一名癌症患者，他已经不可能去徒步，在这个情况下，每天思考死亡问题就是他能做的。我想，如果他身体健康，他一定会去爬山，而不是反思死亡。
他是2024年8月1日去世的，我最后一次见他是7月16日。去见他的时候他依然非常乐观，这是自始而终的，整体上他对死亡这件事的认知很清楚，没有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更多是一种使命感。他还是愿意在讲台站好最后一班岗，这就是他对待死亡的方式。很多人会把最后时刻留给家人，但他依然接受采访，依然每天讲自己的感受，这些被他的观念所决定。
在面对死亡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其实会看到多样的状态。去年，我二哥来北京，他是肺癌晚期，2021年初查出来的，他跟我的讲法就是，活好每一天就行。他现在使用AI很多，查找各种新治疗手段，如何报销医药费等等。很多事，他都依赖自己，他第一次来北京看病，我以为我嫂子和他儿子会一起来，但他拒绝了，就独自一个人来，这更多靠的是意志力。我想说，每个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不同，行为也会非常不同。
亚光：这也让人看到了AI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梅剑华：以前二哥在宜昌看病，每次医生给的方案，他都会和豆包对话，在这个过程里他自己都变成一个专家了。从这个意义上，他也更认识了自己是谁——通过AI来认识。他离开北京的时候，我还送了他朱锐老师的书《哲学家的最后一课》。我觉得朱锐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还是大放异彩的，他的生命强度很大。
小熊：今天我们谈认识自己，可能最后也是一种接受：能不能自洽地走完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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