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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里是北境翁，今天来给大家聊一下以色列对记者的无耻行为。2026年3月26日，一支CNN采访团队在约旦河西岸泰亚西尔村附近报道定居者活动时，被以军士兵持枪指向。
一名士兵随后从背后锁住摄影记者，将他摔倒在地，摄影器材也受到损坏。记者已经亮明身份，冲突仍然发生。
元股证券:ygzq.hk到了2026年，据新华社8月9日报道，以色列军警日前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拉姆安拉附近的卡兰迪亚难民营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记者在现场蹲守八个多小时，目睹多名巴勒斯坦人遭以军逮捕，记者本人也一度被以军枪口对准。
如果只是孤立事件，还可以解释成一线士兵执法失控。可把时间往前拉，情况就完全不同了，TRT记者车辆遭枪击，路透社、AP等媒体记者死于医院袭击，半岛电视台记者帐篷遭定点打击。
截至2026年6月11日，CPJ记录的相关冲突记者和媒体工作者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63人。问题来了，当拿摄像机的人一次次进入枪口，真正受到威胁的还是记者个人吗？
同一条危险轨迹
CNN这次遭遇之所以值得重视，并不是因为CNN身份特殊，而是因为类似场景已经出现过太多次。2024年8月，土耳其公共广播机构TRTArabi团队在汗尤尼斯执行采访任务时，车辆遭到枪击，车身被击中5发。车辆带有媒体标识，记者SamiBarhoum受了轻伤。
一年后的2025年8月25日，加沙南部纳赛尔医院发生了更加惨烈的一幕。以军先后两次打击医院区域，造成22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记者。路透社摄影记者Hussamal-Masri死于第一次打击。
当时他正在医院高处为路透社操作一个长期使用的直播机位，AP摄影记者MariamDagga在第一次袭击之后继续拍摄现场，却在后续打击中遇难。
以军后来表示，路透社和AP记者并不是攻击目标，并声称其针对的是被哈马斯用于监视以军的摄像设备。但路透社随后通过影像、设备记录和现场资料调查发现，那台所谓的“哈马斯摄像机”实际上就是路透社自己的新闻摄像设备。
再往前半个月看，8月10日，以军袭击希法医院外的记者帐篷，半岛电视台记者Anasal-Sharif以及4名同事死亡。与纳赛尔医院不同，这一次以军明确表示，al-Sharif本人就是打击对象，并指控他领导哈马斯武装小组。
CPJ则公开表示，以方长期存在把巴勒斯坦记者指认为武装人员却无法给出可信证明的问题。我认为，把这些案件放在一起，已经很难只用一句“战场非常危险”解释。
战场当然危险，但记者受到持枪威胁、车辆被射击、固定直播机位被轰击、记者帐篷遭直接打击，这是几种完全不同的风险形态。当这些风险反复落在同一个职业群体身上，就必须追问一个更严肃的问题，新闻工作者究竟还剩下多少安全边界？
最危险的事情
重庆证券配资网以色列面对记者死亡争议时，经常提出一个反驳，其中部分所谓记者，同时也是哈马斯或者其他武装组织人员。如果证据确凿，这当然是国际人道法必须考虑的问题。
但规则其实非常清楚，记者在武装冲突中依法属于平民。采访战场、拍摄部队、发表批评意见，甚至报道某一方不愿意看到的画面，都不会自动让记者变成合法军事目标。只有在其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期间，平民保护才可能丧失。
换句话说，决定一个记者能不能被攻击的，不应该是他的报道让谁难堪，而应该是有没有可靠证据证明他直接参加军事行动。在我看来，这条界线如果被模糊，后果非常危险。
因为一旦军方可以先给记者贴上“情报人员”“恐怖组织成员”的标签，再把标签本身当成攻击依据，那么记者的平民身份实际上就变成了由交战方单方面决定。
更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8月，援引以色列军事情报人员披露，以军内部曾设立所谓“合法化小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寻找能够把巴勒斯坦记者与哈马斯联系起来的材料，以回应国际社会对记者死亡的批评。
情报工作的目的，到底是在确认真正的军事目标，还是在事件发生以后寻找能够降低政治责任的解释？记者身份一旦进入这种逻辑，新闻自由面对的便不只是战场风险，而是定义权本身的风险。
谁来核验战场？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从2023年10月战争开始，到2026年4月，外国记者已经超过900天无法自由、独立进入加沙采访。RSF、CPJ、外籍记者协会等组织不断要求以色列解除限制。
能够进去的少数外国记者，主要参加由以军组织、陪同并限制活动范围的采访。这意味着两年多时间里，世界要想知道加沙究竟发生了什么，很大程度只能依赖身处当地的巴勒斯坦记者。
可与此同时，这个群体又承受了极其惊人的伤亡。CPJ截至6月11日记录263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相关地区死亡。其中259人被CPJ归入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包括207名在加沙死亡的巴勒斯坦记者；至少75起案件被CPJ认定属于记者因工作遭直接报复性攻击。
我觉得，真正应该让国际社会不安的就在这里。外国媒体进不去，本地记者又不断死亡，那么战场上剩下的独立观察者只会越来越少。医院到底有没有军事目标？某栋建筑为什么被炸？一场袭击发生前有没有预警？伤亡人员究竟是谁？这些问题不是靠交战双方各发一份声明就能得到答案。
纳赛尔医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没有记者长期保存的直播画面、设备资料和现场照片，以军所谓“哈马斯摄像机”的说法，就很难通过第三方证据重新检验。
正因为路透社和AP继续调查，外界才发现官方解释存在大量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所以记者不是战争的旁观装饰，他们本身就是战争问责链条的一部分。没有记者，就少了影像；没有影像，就少了证据；没有证据，责任最终就更容易停留在各说各话。
违法后有没有足够大的代价
国际规则其实一点都不模糊，《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9条明确确认，在危险地区执行采访任务的记者属于平民，只要没有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就必须获得平民保护。
联合国安理会第2222号决议同样专门要求各方尊重和保护武装冲突中的记者。国际刑事法院的渠道也没有因为以色列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就完全消失。
巴勒斯坦自2015年成为缔约方，ICC已经确认自己对巴勒斯坦领土相关案件拥有地域管辖权。真正困难的是执行，我认为，这才是“为什么以色列敢一次又一次顶住国际批评”的核心。
美国长期给予以色列巨大的军事、外交和政治支持。在安理会层面，这种支持尤其明显。2025年6月，要求加沙永久停火的决议草案得到其他14个安理会成员支持，最终因为美国一票反对没有通过。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同年9月又公开批评，美国多次阻挠安理会在加沙问题上采取行动，并称美国对违反安理会决议行为的袒护导致安理会应对乏力。
但一个现实无法回避，如果袭击记者之后长期没有透明、独立而可信的调查，没有责任人承担与行为相匹配的法律后果，那么国际法写得再清楚，威慑力都会被不断消耗。记者死亡数字真正可怕的地方，也不只是263这个数字。
真正危险的是一种规则开始松动，当报道战争的人需要先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交战方定义成敌人，当外国记者被挡在战场之外，当本地记者不断死亡，当一次次事件最终只有内部调查而缺乏足够可信的外部问责，那么受到伤害的已经不仅是新闻自由。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应该非常明确，反对袭击平民，保护战地记者，要求落实国际人道法，推动真正、独立、可信的调查，这不是替任何武装组织辩护，更不是否认任何国家合法的安全关切。
恰恰相反，规则只有对所有人都适用，才叫规则。一个记者如果真的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可以拿出证据依法处理；但不能因为他的镜头拍到了不愿被看见的东西，就先把记者身份抹掉，再让枪炮替法律作出结论。
战争总会结束，可摄影机留下的画面、记者留下的文字和调查留下的证据，会决定未来的人们究竟如何理解这场战争。所以真正需要保护的，不只是一群拿着摄像机和话筒的人。而是这个世界在硝烟散去以后，仍然有能力回答一句最基本的话，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信源：以军在巴勒斯坦遭持枪“锁喉拘留"美国记者，称:整片约旦河西岸都是犹太人的
信源：以军袭击加沙医院导致包括5名记者在内至少20人死亡
信源：“枪口对准了我”，记者直击以军巴勒斯坦军事行动
信源：美国再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加沙停火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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